中新网天津1月22日电（杨子炀 庞喻文）他们是一对从事教学工作十余年，在天津教育圈出了名的“夫妻档”，夫妻俩都是教育部龚玉玲名师工作室成员。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他们放弃安逸的生活，从天津出发远赴两千多公里外的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六库镇进行支教，与别的支教人员不同的是，他们是带着7岁的女儿一起去援滇支教，为那里的教育注入了一份来自天津的新活力。他们便是天津武清区天和城实验中学教师马强和杨村第一中学教师王超夫妇。1月20日，结束了三个月“结对帮扶”教学计划，马强、王超夫妇二人带着女儿回到天津，记者随即便采访了他们。

　　“从2020年10月29日到今天，我已经在云南师范大学附属怒江州民族中学走过了78天，这78天，我走过民族中学的每一片草地，进到过每个楼层，见到过每一位老师。”马强在自己工作日记中写道：“29日当我看到干净的宿舍，全新的被褥、烧水壶、清扫工具的和民族中学精心为我们准备的欢迎宴时，心中充满感激的同时，也深知我在短短三个月的教学帮扶中的任务是艰巨的。因此，我一刻不敢怠慢，不敢放松，30日一早便走进教室，上课、座谈、访问……一系列帮扶工作也相继展开，经过前两个星期紧锣密鼓的调研工作，2020年11月20日我和其他四名支教老师一起为民族中学呈现了近2万字的调研报告和近万字行动方案。”

　　为了提升“三区三州”地区的教育水平，教育部于2020年秋季学期启动“教育扶贫帮扶项目”。来自全国各地“国培计划”中小学名师领航工程的60名“国家级”名师和骨干教师，奔赴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各个中小学校进行支教活动。其中，天津市教委遴选了3名骨干教师，除了马强、王超，还有静海区良王庄乡府君庙小学教师刘新妍。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是全国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之一，呈“四山夹三江”的典型高山峡谷地貌。当地98%以上的面积是高山峡谷，交通极其不便；天气变化大，气候各异。当获知教育部实施怒江州教育帮扶行动的消息时，马强、王超想都没想，第一时间就向组织递交了支教申请。

　　得知夫妻二人的决定，很多亲友劝道：“不要去，那里山路多危险、条件艰苦，况且孩子那么小，你们俩都去支教了孩子怎么办？” “的确如此，我们都去支教了，7岁的女儿怎么办？”作为母亲，王超还是有些许犹豫。 “留在天津会给老人增添很多负担，带到怒江孩子的学习怎么办？她能不能适应那里的环境？”反复思量后，马强、王超夫妻二人最后做出了大胆的决定——带着女儿一起走。为了不让双方老人担心，他们“骗”老人说是去大城市出差。看着夫妻二人支教的意愿那么坚决，连孩子都豁出去了，也有人不解：“他俩职称都评完了，都是高级教师了，还主动申请去那么远的地方支教干嘛？”马强说：“我们就是单纯的想去支教，想去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我们的孩子是孩子，那云南边远山区的孩子也是孩子，我们的孩子为啥就不能同他们一起学习和生活呢？”王超说，通过这次云南支教，我们的女儿收获应该是最大的。

　　马强、王超到了云南就很快投入到工作中，教师工作司负责同志也很快帮他们女儿马祎辰联系好了泸水市第一完全小学就读， 并嘱咐到“你也是我们支教队伍中的一员，希望你能在怒江交到好朋友，好好学习。”“当地孩子的普通话都不太好，我女儿每天带着大家用普通话读课文，课余活动中，她也教小伙伴一字一句练习普通话。”王超说，刚去的时候，他们都水土不服、语言不通、交通也不便、住的地方和上班的地方路很难走，每天要花费40多分钟走3.8公里山路，上山下山走得小腿和脚后跟疼，女儿跟他们一样，这些困难都经历了，也克服了。“在云南支教的时间很宝贵，我们都是一早从住处到学校，晚上才回去。我女儿就自己上下学，才7岁的年纪，这以前在天津都得是接送。但在云南，她已经跟当地孩子一样学会了独立，学会了吃苦。

　　“当地村民教育意识淡薄，‘控辍保学’是当地基础教育教师工作的重点。而我们去结对帮扶的重点应该是因地制宜、‘扬长补短’，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是：尽最大努力，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帮扶支教工作，把天津的先进理念和方法毫无保留地留在怒江。”马强和王超说。

　　据悉，天津市教委目前已选派骨干教师43人次支援“三区三州”，援派教师通过多种方式，开展精准帮扶，提高了受援地区教育教学水平。（完）